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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为大家诵读的内容：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选段。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本书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重现了一介书生郑振铎于1937年淞沪会战后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在日伪追捕与饥寒交迫中，他选择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古籍。他秘密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周旋于各方势力，八年抢救善本一万五千余种，为劫后中华保住了一座无价的移动图书馆。《暗斗》将书籍的命运与人的命运交织，勾勒出江南古籍“流散—抢救—劫掠—索还”的完整轨迹，既为郑振铎等文化志士立传，更以铁证宣告：护书即护国，文脉不绝则民族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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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内容

“1941年12月26日，日本宪兵队图谋“对租界残存的敌性机关加以最后一击”，封存了上海所有的印刷所、书店，一一查点没收。一个月时间内，“五大书局被没收的书籍已达一千九百多万册，各书局几乎被席卷一空，许多器械器具、印刷用纸、墨水等大量印刷材料被征用，各工厂完全停工”。这次行动持续了八个月，由日本宪兵队、陆海军警务队、伪警察署联合执行，扩大到上海各学校之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学生加入查抄执行，他们所抄没的书籍一律运往制纸工厂化为纸浆。这时候，身负近三万册珍籍保全任务的郑振铎，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孤岛”时期的汪伪或租界巡捕房，而是老练凶残的日本宪兵队。“一个善良的居民，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平时有私仇或亲朋中有落水的固不必说，走路随时会遇袭搜查，假使有些风吹草动，更容易被架进捕房。”

抢运到香港的古籍，其实只是“文献保存同志会”截至1941年6月搜购所得的甲类善本部分；留存上海的还有11月才购入的一千一百余部张芹伯藏书、乙类大约一万一千余册古籍、近代文献及未清理完毕的文献。存沪图书目前尚无记载具体数量，但肯定远远超过运港的三千多部古籍，我们估计约三万册。《求书日录》只是笼统地提了一句：“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存沪古籍中，以七十万重金所购张芹伯书最为精善，还来不及抢运出沪。1941年12月中旬，蒋复璁写信给徐森玉说：“芹伯书虽已购得，但未运出，实所恐惧。惟西谛心细，或能特为护持也。”

郑振铎确实当得起蒋复璁的这个评价。他从来不会把一批书放在一个地方，在搜购过程中，“书今午可运来一批，当即转送某某等处分别储藏”。1941年4月19日致张寿镛信说“分藏四处，当可放心”。其中的科发药房、民房王宅均办了十五万元保险。有段时间，一些善本庋藏于南京路的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

四个秘密分藏点之中，保藏最大量古籍的，也是最隐蔽的，便是位于公共租界赫德路53号的觉园法宝馆。觉园的前身是“南园”，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的私人花园，1926年捐给佛教净业社，改名觉园。这个佛门净地早与古籍“结缘”，因为驻锡觉园的大和尚范成，曾遍访山西、陕西古寺收集古佛经，并在山西广胜寺发现了金刻藏经，就是今天的国宝“赵城金藏”。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现》特别褒扬这个文献大发现：“在这一年中，最有关系的最重要的发现，当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金刻藏经》的宝库被打开。这是八、九月间的事，发现者为范成法师。他为了影印宋碛砂版《藏经》事，足迹遍历山、陕诸省，搜求遗缺，以补《碛砂藏》之不足。他以宗教家超人的精力与忍耐，从事于此。”范成法师与居士叶恭绰等人成立了“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在1935年影印出版五百部《碛砂藏》，后来范成驻锡觉园的佛教净业社，在觉园内兴建“法宝馆”，用于储藏佛经文物。

“同志会”先借得法宝馆二楼作为抄写书目的办公室，郑振铎原先认为此地与僧人杂居，且无可关锁之门，极不方便，亦极不谨慎，故只可作为办公之用，决不能作储藏之用，且绝对放不下四五十箱之书。后来发现下层一大房间适合作为书库，可容一百多大箱子，1940年6月，经过香港的叶恭绰写信跟范成法师争取，最终借下了法宝馆两个大房间。当时觉园内还设有慈善社和难民收容所，日常举行募捐、施粥等慈善事业，虽然人来人往，反而可以掩护物资进出，不易招人注目。郑振铎与张寿镛信中几次提到，一百余箱书用卡车拉到法宝馆，在那里点收，再分藏他处。法宝馆内藏着的都是线装古籍，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是佛经，其实是“同志会”搜购的善本古籍。

觉园之内还住着一位郑振铎的挚友，也是复社及“星二会”的成员赵朴初。1927年秋，赵朴初在表舅关䌹之社长，也是同意出借法宝馆的“关先生”的安排下入住觉园智照堂，从此开启了他的居士生活。期间，赵朴初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新四军采购大量军需物资和医药用品，觉园也是“星二会”、复社等爱国进步人士的一处重要聚会活动场所。赵朴初就住在觉园内，郑振铎托他代为关照藏书。

觉园法宝馆的佛教气息瞒过了日伪的耳目，大批珍籍在这所“古籍方舟”上安然渡险。

除了觉园，在“后四年”中，郑振铎与徐森玉四处设法把古籍分散藏匿，比如曾借开明书店分藏部分古籍，后来有一个时候，那位托管部分藏书的医生有了危险，郑振铎不得不把藏在那里的几十只木箱全都搬到徐森玉的女婿王辛笛家里去。王辛笛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生，英国留学回国之后任教于暨南大学，因儿子病重未随校迁建阳，和郑振铎一样留沪失业。他转入金城银行担任秘书，时常在霞飞路中南新村的家中接待离家独居的郑振铎，小楼顶层藏匿着中央图书馆的几十箱古籍，直至抗战胜利。在沦陷的上海，在房租高腾的租界，保存这么多古籍是承担很大风险和经济损失的，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郑振铎将《求书日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在日军疯狂查抄上海的一千九百万册书籍时，郑振铎选择了留下，他没有蛮干，而是与敌人周旋，藏在觉园法宝馆的书籍，外人只道是佛经，殊不知这是郑振铎为子孙百世留下的读书种子。

他的信念亦可贵：“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枪炮决胜的战场上，抢救书籍看似“迂远”，可一个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即便赢了战争也会成为精神上的亡国奴。我们今日不必面对烽火，但“守护根脉”的责任从未消失。郑振铎以一介书生的担当告诉我们：文化抗战，同样是一场不能输的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