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买不到猪头肉，她凌晨就提着篮子去肉铺排队。人们明明看见肉联厂的小货车运来了八只猪头，八只猪头都冒着新鲜生猪特有的热气，我母亲排在第六位。肉联厂的运输工把八只猪头拎进去的时候，她数得很清楚，可是等肉铺的门打开了，我母亲却看见柜台上只放着四只小号的猪头，另外四只大的不见了。绍兴奶奶说，怎么不见了？我母亲向张云兰的脚下看，看见的是张云兰紫红色的胶鞋。会不会在下面，我母亲说，一共八只呢，还有四只大的，让她藏起来了？柜台里的张云兰听见了我母亲的声音，那只紫红色的胶鞋突然抬起来，把什么东西踢到了更隐蔽的地方去了。

我母亲断定那是一只大猪头。

绍兴奶奶说，有我一只的，我看好了。绍兴奶奶花白的脑袋越过油腻的台面，向下面看，看见的仍然是长筒胶鞋。你这大把年纪，眼神这么好吗?张云兰说，你眼睛会拐弯的?

柜台内外都有人跟着笑，绍兴奶奶很窘，她指着张云兰的嘴角说，嘴上生疮啦!这么来一句也算是出了点气，她走到了割冷冻肉的老孙那里，割了四两肉，嘟嘟囔囔地挤出了肉铺。我母亲却倔，她把手里的篮子扔在了柜台上，站在张云兰面前。我数过的，一共来了八只。我母亲说，还有四只，拿出来!

四只什么?你让我拿四只什么出来?张云兰说。四只猪头!拿出来，不像话!我告诉你，我看好的。

什么猪头、什么你看好的?你这个人说外国话，我怎么听不懂?

拿出来，你不拿我自己进来拿了。我母亲急于去柜台里面搜寻，可是她突然发现从肉铺的四周冒出了许多手，也不知都是谁的，它们有的松软地拉住了她，有的铁钳似的将我母亲的胳膊一把钳住。一些纷乱的男女混杂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少数声音息事宁人，大多数声音立场鲜明，表示他们站在张云兰的那一边。

只有见喜的母亲旗帜鲜明地站在我母亲身边，她向我母亲耳语了几句，竟然让她冷静下来了，见喜的母亲说了些什么呢?她说，你不要较真，张云兰记仇，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她，五个孩子都在长身体的年龄，家里这么多嘴要吃肉，怎么去得罪她呢?

我母亲让人说到了痛处，孤立地站在人堆里，她篮子里的一棵白菜不知被谁撞倒了地上，白菜差点绊了她自己的脚。母亲弯着腰拍打着人家的一条条腿，嘴里嚷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呀，我的白菜。我母亲好不容易把白菜捡了起来，篮子里的白菜让她看见了一条退路，不吃猪头肉也饿不死人的!她最后向柜台里的张云兰喊了声，带着那棵白菜昂然地走出了肉铺。

我们街上有的人到了八点钟太阳升到了宝光塔上才去肉铺，却也能提着猪头从肉铺里出来。比如我们家隔壁的小兵，那天八点钟我母亲看见小兵肩上扛着一只猪头，尽管天底下的猪头长相雷同，我母亲还是一眼认出来，那就是清晨时分在肉铺失踪的猪头之一。

小兵的父亲在绸布店，手里管着棉布，母亲在杂货店，手里管着白糖，都是紧俏凭票供应的东西，我母亲不是笨人，用不着问小兵就知道个究竟了。但她不甘心，好像不经意地问小兵，妈妈让你去拿的猪头，在张云兰那里拿的吧?小兵说，是，要腌起来过年吃的。我母亲的一只手突然控制不住地伸了出去，捏了捏猪头。她叹了口气，说，多大的一只大猪头啊!

我母亲平时善于与女邻居相处，她手巧，会裁剪，小兵的母亲经常求上门来，夹着她丈夫绸布店弄来的零头布，让我母亲缝个这缝个那的，我母亲有求必应，为小兵家缝过围裙，鞋垫。当然女邻居也赠送各种票证。

那天夜里我母亲带了一只假领子到小兵家去。假领子本来是为我父亲缝的，现在我母亲把崭新的一个假领子送给了小兵的母亲，她丈夫戴去了。我父亲对这件事情自然很不情愿，可是他知道这假领子负担着重大使命，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母亲把它卷在报纸里。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母亲与女邻居的灯下夜谈很快便切入了正题。小兵的母亲完全赞同我母亲的意见，她认为在我们香椿树街上张云兰和新鲜猪肉其实是画等号的，得罪了张云兰便得罪了新鲜猪肉，得罪了新鲜猪肉便得罪了孩子们的肚子。

谈话之间小兵母亲一直用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母亲，她想出了一个将功赎罪的方法，她说，张云兰也有四个孩子呢，你给她家的孩子做几条裤子嘛!我母亲下意识地撇起了嘴，说，人家不把我当盘菜，我还替她做裤子，不让人笑话?小兵母亲说，为了孩子的肚子，你就别管你的面子，你做好了裤子我给送去，马上要过年了，这么和她僵下去，你还指望着有什么好东西端给孩子们吃呀。最后，这番话把我母亲说动了心。我母亲说，是呀，家里养着这些孩子呢，你替我捎个口信给张云兰好了，让她把料子拿来。

小兵母亲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带了一捆藏青色的布到我家来，她也捎来了张云兰的口信，张云兰的口信温暖了我母亲的心，她说，以后想吃什么，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排什么队，隔天跟她打个招呼，第二天只管去肉铺拿。只管去拿!

此后的一个星期也许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我母亲是为了张云兰忙。张云兰提供了一捆布，要求做五条裤子，都是男裤，长短不一，尺寸被写在一张油腻腻的纸上，那张纸让我母亲贴在缝纫机上方的墙上，我们看着那张纸会联想起张云兰家的四个男孩。一个男人的腿，十条腿都比我们的长，一定是骨头汤喝多了吧。

我母亲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张云兰家的五条裤子，她把五条裤子交给小兵母亲，小兵母亲为我母亲着想，她说，你自己交给她去，说说话，以前的疙瘩不就一下子解开了。我母亲摆着手说，前几天才在肉铺吵的架，这一下白脸一下红脸的戏，让我怎么唱得出来?你这中间人做到底吧。我母亲把五条裤子强扔在小兵家里，逃一样地回到家。家里缝纫机上又堆起了一座布的山丘，那是为我们兄弟姐妹准备的。

小兵母亲后来一定很后悔充当了我母亲和张云兰的中间人。整个事情的结局出乎她的意料，当然，也让我母亲哭笑不得。你猜怎么样了?张云兰从肉铺调到了东风卤菜店去了!早不调晚不调，她偏偏在我母亲做好了那五条裤子以后调走了!

我记得小兵母亲到我家来通报这个消息时哭丧着个脸。都怪我不好，你忙成那样，还让你一口气做了五条裤子，可是我也实在想不通，张云兰在香椿树街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调动了，气死我了!我母亲也气，她的脸都发白了，但是她如果再说什么难听的话，让小兵的母亲把脸往哪儿放呢?人家也是好心。事到如今我母亲只好反过来安慰女邻居，她说，没什么，没什么的，调走就调走好了，只当是学雷锋做好事。

我们对于春节菜肴所有美好的想象，最终像个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我母亲明显带有一种幻灭的情绪，她对我们说，今年过年没东西吃，谁要吃好的，四点钟给我起床，自己拿篮子去排队!

除夕前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我记得我是让三哥从床上拉起来的，那时候天色还早，父亲母亲和其他人都还没起床，我和三哥都没顾上穿袜子。我们计划在家门前堆一个香椿树街最大的雪人。我们在拉门的时候感觉到外面什么东西轻轻的撞着门，门打开了，我们几乎吓了一跳，有个裹着红围巾穿着男式工作棉袄的女人正站在我们家门前，女人的手里提着两只猪头，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猪头，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人的围巾和棉袄上落满了白色的雪花，两只猪头的耳朵和脑袋上覆盖着白雪，看上去风尘仆仆。

那时候我和三哥都还小，不买菜也不社交，不认识张云兰，我三哥问她，猪头是我们家的吗?外面的女人看见我三哥要进去喊大人，一把拽住了他，她说，别叫你妈，让她睡好了，她很辛苦的。然后我们看见她一身寒气地挤进门来，把两只猪头放在了地上。她说，你妈妈等会儿起来，告诉她张云兰来过了。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也没关系的，她看见猪头就会知道，我来过了。

那个女人有点奇怪，她不知怎么注意到我们的脚，大惊小怪地说，下雪的天，不能光着脚，要感冒发烧的。她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双袜子，是新的尼龙袜。你是小五吧?我知道尼龙袜是好东西，非常配合地抬起了脚，看着那个女人蹲下来，为我穿上我的第一双尼龙袜。我三哥从小就不愿意吃亏，他在旁边看的时候，一只脚已经提前抬了起来，伸到了那个女人的面前。我记得张云兰当时犹豫了一下，但她还是从她的口袋里掏出了第二双尼龙袜。

听我母亲说，张云兰后来也从香椿树街搬走了，她不在肉铺工作，大家自然便慢慢地也淡忘了她，我母亲在红星路的杂品店遇见了张云兰，她们都看中了一把芦花扫帚，两个人的手差点撞起来，后来又都退让，谁也不去拿，两个人只顾说话，忘了扫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