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与道光的不同就是已面临西教的有力冲击。差点就造成改朝换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咸丰初年，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都借助了外来的因素。那样翻天覆地的震荡，揭示出清朝的统治已出现严重的危机。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湖南人因镇压太平军的成功而导致“湘运之起”，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可见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

因湘军是以“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故得以如梁启超所说，“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进而“一雪理学迂腐之诮”。后一语揭示出湘学原本不堪入流，章太炎便曾以“杂而不纯”为湘学之特点。然若从道咸以后正统衰落的眼光看，湖南学术的长处或者正在其“不纯”之上。当乾嘉“汉学”风行全国时，湖南人“笃守其乡风”,特重宋学。颇讲义理的曾国藩等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湖南人“卫道”意识甚强，故对西教很警觉，其排外和反洋教活动以基于传闻的想象为主，但对西学又相当开放。郭嵩焘一面特重礼经，同时又对西学特别称许。这一略显悖论的取向一直延续，直到甲午之后，谭嗣同和梁启超仍在对湖南同时以“疾恶洋务”和“精解洋务”著称而感到疑惑。

湘人的忧患意识带有某种超越性，如曾国藩便强调太平军与所有“读书识字者”的对立，因为他们“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不仅是“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在打下金陵后即设立书局，刊刻因讲究夷夏之辨而向少流传的《船山遗书》，或也暗示了政治变局的文化含义。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下，湘学大体接续龚、魏开创的新学脉络，在咸丰同治之世，湘乡南皮之间形成某种经学为体、诸学为用的取向，在对西学开放的同时，又对西教和中学之异端保持警惕。

太平天国之时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以湖湘为中心的经世之学兴起。从曾国藩起在全国有地位的湖南人除以“忠义”见长外，便是善于经世。乾嘉时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区分，被曾国藩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经济”。其背后隐伏的“经世”在那时已是一个变化中的过渡观念，即侧重漕运、盐务、钱法等国内实用政策转入退虏、送穷等新兴需要，呈现出逐渐外向的趋势。

此时“夷务”已有转为“洋务”的趋向。因“夷狄”是乾嘉时忌讳的词语，道光时人们起初说“夷务”是相当谨慎的。然在略经踌躇后“夷务”就开始流行，至咸丰时因“夷”含贬义而渐为“洋务”所取代。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西潮冲击呈现逐步扩展的态势，以政治军事开其端，而西教、西学随之。这是曾国藩那一代湖南人不得不应对的新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夷务”转为“洋务”，西学也渐成新学。近代史上的新、旧、中、西，本各有其独立的意义，不过相互依存的一面似更显著。中西和新旧之间的关系，尤更密切且纠结。若就名相言，是先有西学之称，然后出现中学之名。被称为“学战”的文化竞争也包括在中西之间的整体竞争中，于是中学和西学成为对峙之学。由于中国在对外竞争中的屡屡失利，“中西”的认同带有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承载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于是逐渐被更超越的“新旧”所取代。西学的引入本势在必行，一旦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而成为名义上更具普世性的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便如同翻江倒海，形成一股巨澜。从同治到光绪，新学渐成显学，士人竞相趋从。

尽管西学实际获得了新学的称呼，但新学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西学，它确实含有不少中学的成分和色彩。若严格说“新学”应是亦中亦西的，但毕竟西多中少。故说新学以西学为主流，或说新学更多表述的是西学。

戊戌维新时，张之洞就在《劝学篇》中明言“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并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观念。尽管王国维在清季曾“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然他所针对的正是“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的现状，新旧与中西的对应是明显的。近代冲击中国的西潮是全方位的，船坚炮利是整体西潮的一个部分，也是最具说服力的部分。用梁启超的话说：“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这话是他在讨论西学书目时所说，最可见物质层面的竞争胜负常常决定了文质层面的影响大小。“学战”在时人心目中和言说上的显现，就是西潮冲击到达学术层面的一个标志，也意味着外来势力“正式”进入中国学术。而中学无力抵抗“外来学说之掊击”，也是因外族侵迫已使文化失去依托，于是文化无法表现，甚至难以保存。

王国维以“能动”和“受动”思考历代变迁，对“外界势力”影响学术持较为积极的态度。清末进来的西洋思想可谓“第二之佛教”，但中国思想界应对无方，不仅“无能动之力”，甚至“未尝受动”。夏曾佑也曾将西学与佛教相比：“以中国人讲佛教心性言之，则其时之长，其学之深，为今之西学者所无可比。”他们都看到了西学作为“第二佛教”的可能性，然而用今天的术语说，他们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更多是非宗教的。任何带有区域认同的“学”,皆隶属于更广泛的“教”或文化。

王国维和夏曾佑都低估了西学背后的能动力，陈寅恪则看出西潮超过佛教的一面，即中国的“学不能竞”是整体的。王国维承认，“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他所说偏于形上，而西潮形下的力量不仅在通商，还有武力，显非佛教可比。换言之，“文化”是全面的，除了社会制度，还至少涵括时人所说的武备、经济和学术。正是借助西潮的全面力量，作为整体一部分的西学不久就取得了远超过佛法的广泛影响。

若仔细辨析的话，冲击中国的西潮之形上和形下部分虽存在某些紧张，同时又达成了相互配合，最终导致在中国形成“道出于二”的大格局。在整体西潮中，船坚炮利的部分是直接的武力威慑，强人皈依的洋教是过于显著的文化征服，两者都曾直接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又从不同的侧面帮助了西学的输入。成功改换名相的新学仍可借助背后的非学术力量，最终促成士人心目中“新的崇拜”。

假如可以把表述西学的新学称为“大新学”，而把道咸新学称为“小新学”，这大小新学之间是抵牾多于相合的。道咸新学自身正当风起云涌，蒸蒸日上之时，却遇上了力道更威猛的西来新学，挟西潮之整体力量，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一切，称雄天下。仿佛一个上升中的新星，因遇到更耀眼的光芒而失色。一方面，在既存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叙述中，由于“大新学”广泛影响的荡击，实际相当重要的“小新学”基本被遮蔽了；另一方面，被遮蔽并不意味着自身发展的中止，道咸新学其实仍沿着自己的路在前进。对这两方面的现象，过去都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