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声音记录历史,用朗诵打动人心。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图之声》栏目,我是馆员柴英娟。
今日为大家诵读的内容:陈瑜《筑梦极地四十年》选段。作者以其18年新闻采编的积累和亲历视角,通过14个专题维度和170余幅照片,生动勾勒出一座座考察站从蓝图到落地的建设历程,书中全景式呈现了中国极地科考装备的迭代跨越,完整回溯了这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征程。翻开这本书,便如同推开一扇通往极地世界的大门。扑面而来的,不仅是凛冽的风雪与茫茫冰原,更是极地人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开拓精神,令人动容,也令人心潮澎湃。
选段内容
1984年11月20日,上海黄浦江畔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新检修过的“向阳红10”号远洋考察船和海军“J121”号打捞救生船起锚,缓缓驶离码头,驶向太平洋。
此次南极考察编队也称“625”编队,包括两船两队,两船即“向阳红10”号和海军“J121”号,两队是南极洲考察队和南大洋考察队,共591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举全国之力,派出两船两队远征南极,是了不起的“大手笔”。这不仅仅是一次科学考察和探险,更是振奋民族精神,扬我国威的重大行动。
甲板上向码头挥手作别的人,包括张青松。这是他4年之内第3次踏上南极之旅。与之前作为客人和合作伙伴到访别国南极科考站不同,这一次张青松作为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赶赴南极,完成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的建设任务。作为有着南极科考经历,特别是第一位在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张青松被委任为本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副队长,协助队长做好相关统筹协调工作,带领考察队赶赴乔治王岛——南设得兰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极其艰苦,甚至还有一些危险的旅程。欲进入南极,就要穿越西风带。西风带常被地理学家们称为“暴风圈”,由低气压带和高气压带相互作用而成。在西风带内,经常会刮起十分恐怖的大风,风力常常超过10级,12级以上的狂风也很常见。
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经验,这无形中增加了此行的难度。出发前,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向阳红10”号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万一有队员牺牲了,就装进塑料袋,然后放在船底冰库冷冻起来。
“向阳红10”号和海军“J121”号刚驶入西风带,队员们立刻感受到了暴风的威力。狂风卷集乌云,翻腾着海浪,一次又一次拍击船体。所谓“劈波斩浪”,用来形容此时的“向阳红10”号和海军“J121”再合适不过。
就在与风浪较量的时刻,天气预报员葛禄明患上了严重的急性阑尾炎,随行的医生只能选择在风浪之中为他进行一场手术,其危险性不言而喻......但好在最终大家都坚持了下来。
南极虽大,但要找一块立足之地却并非易事。建站的地址需要满足很多条件。
第一,要容易登陆,便于将船上的大宗物资和笨重车辆、设备运上岸。南极陆缘大部分被大陆冰架覆盖,大船很难靠近,尤其是要找到能抢滩的登陆点就更难。第二,要有利于今后扩展辐射,扩大考察范围。第三,要有充足的水源,人才能生存。解决南极水源问题最廉价的办法是找到天然湖塘或冰下水库。南极夏季冰雪融化,水流、小溪汇合积聚在山谷里就成为天然水池,它们清澈见底,没有污染,可直接饮用。
然而,在南极现场要找到这样合适的建站点,的确需要好好寻觅一番。其实,早在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征前,南极委就对中国南极站的站址进行了初选。尽管相比西南极洲,东南极洲离中国较近,但当时在没有破冰船或抗冰船的情况下,登上东南极大陆风险更大。因此,综合多方面因素,我国暂时把视线转向了西南极洲的南极半岛和南设得兰群岛。而考察站的具体位置,还要等科考队到达南设得兰群岛后,通过实地勘察再定。根据国外资料和先期一些南极考察国建站的经验与教训,考察队决定按三步开展预选站址工作:一是对南设得兰群岛的地理、环境、气候等资料进行了解和综合分析研究;二是利用直升机大致圈定预选站址范围;三是组成预选站址小分队,乘坐直升机、小艇实地勘探。
经过几天不舍昼夜的实地勘察和分析对比,考察队共筛选出9处预选站址,并对其中2个重点预选站址反复勘察,特别是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南部。
之后,队长郭琨慎之又慎,再次率领小分队,乘小艇奔赴菲尔德斯半岛南部,请建筑、地质、测绘、通信、气象等领域的科学家和南大洋考察队部分队员进一步勘察该预选站址,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和比较,预选站址小分队一致认为,在9处预选站址中,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地域开阔,背山面海,交通便捷,生态环境等条件均较为理想,可作为第一预选站址考虑。
1984年12月29日下午,由考察队编队总指挥陈德鸿将预选站址的工作情况、研究的意见与结果,上报给南极委。当晚,南极委武衡主任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南部。
在预选站址时,有一件事让颜其德至今难以忘怀。1984年12月28日下午,颜其德与第一批人员携带少许建站物资登船上岸,意想不到的是,预选站址往北约数百米的一个小山坡上,出现了用竹竿挑起的小旗子,以及用绳子拉起的一条“边界线”。29日上午,郭琨带着颜其德、刘小汉、吕培顶、贺长明,一行5人步行约3000米到智利站拜访,实为“交涉谈判”。
按照外交礼节,郭琨先对智利站和别林斯高晋站在中国建站选址时的帮助表示感谢,且为即将成为友邻感到高兴。接着就说明来意,表明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也是《南极条约》缔约国之一,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南极条约》宗旨,有权在南极任何地区建立自己的科考站,并着重指出,在此建站施工,会严格遵循《南极条约》精神及南极环境保护要求。最后说明,“拉绳挑旗”不友好,希望能及早撤除。当天下午,“边界线”不见了。在后面建站期间,中国和近邻一直和睦相处。
12月30日,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大陆。真正开始建设长城站时,已经是1985年的春天。
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早晨5时左右,郭琨开始挨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大家起床。
刘小汉当年是队里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算是被“拔尖”入队的。刘小汉上山下乡时曾在西藏待过4年,自认吃过很多苦,但他表示,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寒冷、饥饿、极其疲惫”。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平均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睡袋外面结着厚厚的冰。
郭琨也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道:
在南极建站,常常遭受"老天爷"的考验,三天两头是风雪雨雾的"四重奏".
一天凌晨,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建设中的长城站。一栋主体房屋屋顶的防水铁皮被大风掀起。若不及时抢救,铁皮就要被暴风卷走。抢救的话,队员要爬上5米高的屋顶,十分危险。最后,8名队员戴上防风眼镜,拴上安全绳,一人抢修一人保护,花1个多小时把被刮翻的防水铁皮钉牢在屋檐上,保住了新建的房子。
当地时间1985年2月20日上午,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在大雪中举行,这标志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入一个新阶段。
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长城站建设时间只有20多天,而有些国家建考察站用了3年多。我国创造了南极考察史上的一个奇迹。

“向阳红10”号驶离黄浦江的那一刻,一段载入史册的远征便开始了。在条件匮乏的1984年,举全国之力奔赴南极,本身就是一种宣言。面对智利站“拉绳挑旗”的不友好,郭琨有理有据的交涉展现了成熟的大国风范;面对南极的极端环境,队员们将科学家、建筑工、外交官等多重身份集于一身,这种“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拼搏精神,正是那个年代中国力量的缩影。
长城站与北京相距17501.949千米,但这段距离被开拓者们的脚步缩短了。他们用血肉之躯在冰原上筑起的不仅是一座座科考站,更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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