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全德在路上，对儿子讲述了昨天发生那件事的经过。他考虑到了那件事，恐怕不但会给自己而且也会给儿子带来后果。他并不多想自己。但是，他却不能不为儿子想很多。他差不多是用承认错误的语调对儿子讲的，他一路被一种父亲向儿子请罪的羞愧而委屈的心情所折磨。

葛玉明并没有对父亲说一句埋怨的话，反而安慰父亲。实际上，他并非对此事一听了之，他一路的心情并不比父亲轻松。他敬佩自己老父亲的挑战精神。但接下来可能需要进行的较量，应由他这个当儿子的去勇敢战斗了。

施工队长走到葛家父子面前，似笑非笑地说:“以为你们今天都不会来上班了呢!”

葛玉明平淡地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以为?”

葛全德进入工棚后，始终没讲一句话。他坐在墙角的一个放工作服的箱子上，默默地很认真地修一把掉了头的铁锹。他觉得自己在今天什么话都不应该再说了。

施工队长说:“根据大家的意思，咱们施工队今天搞一次民主选举!大家如果还信任我，继续选我的话，我绝不推辞，今后更要为大家服务，任劳任怨!”他停顿片刻，在头脑里搜索着更能迷惑人的词句，也在察言观色。

他接着说:“要是大家信不过我了，选别人的话，我让贤。至于后来的两位是否赞同民主选举，我看少数服从多数吧!”听他的口气，好像怕葛家父子破坏民主选举似的。

葛全德还是一声不响，在用锤子往锨头的钉眼里砸钉子，砸得锨头当当响。

施工队长从兜里掏出一个又小又脏的笔记本，“喂”了一声，一个青年扭头朝他看了一眼，他将笔记本扔向那个青年，“接着，裁选票分给大家!”那个接住笔记本的青年，用有点茫然的目光瞅着葛玉明。葛玉明慢慢站了起来，沉静地问大家:“你们果真要搞一次民主选举，选一个你们信任的队长么?”

大家都对他微微点头，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话。

“那好，我来!”他要过笔记本，撕下十几页，从皮带上取下刀子，一丝不苟地裁起来，很快裁成纸条，分发给大家。当他将纸条发到父亲手中时，父亲抬起头看了他许久。他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出了父亲非常想要对他说，而在此时此刻又不能够对他说的话:儿子，无原则的屈从或不择手段的机灵，都是我的性格所不容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无法帮助你，但我要你像一个正直的人那样打败他!也许父亲的注视中，还包含有其他的话，但他已领会了最主要的。他这么想。他对父亲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这个细小的动作是不易被别人观察到的。

他转身看着施工队长说:“既然你要在这里发扬一点民主，那为何不给大家更多一点的民主权利呢?”

施工队长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不是虚伪的，而是诚心诚意的，你敢赞同有人与你竞选吗?”

“好哇，我当然赞同啊!”

“那么，你就对大家庄重地说一句赞同的话吧!”

施工队长迟疑了片刻，对大家说:“我赞同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与我竞选!”

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示或反应。

施工队长轻蔑地盯了葛玉明一眼:“你看，大家都这么谦虚，有谁会来和我竞选呢?”

葛玉明仿佛有点惭愧地微笑了一下:“我。”

他的声音并不高，从他的声音里也听不出半点自信。好像他所作出的决定不过是和对方下一盘棋，并且有言在先:我可能下不过你，为了不使你扫兴才奉陪。

虽然如此，施工队长还是愣了一下，但随即他响亮地笑了两声，在葛玉明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老弟，可真有你的!你要想当队长的话，我让位给你当算了嘛!”

葛玉明不动声色地回答:“让就太轻易了，我不喜欢太轻易得到什么!”又将脸转向大家问，“谁去找一块黑板和几支粉笔来?”

两个青年走出工棚去，不一会儿，抬进了一块大黑板。

又有两个青年，一个主动当监票员，另一个主动当计票员。葛玉明和施工队长的名字，一左一右写在黑板上。

当葛玉明获得了一票时，施工队长的名字下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正”字。施工队长见自己的选票一开始就超过葛玉明，大有遥遥领先之势，脸上浮现出了得意的欢喜。但他努力掩饰起自己的得意。他认为，他控制这个施工队的威力，是像灰尘一样飘散在工棚的空间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受影响，尤其在他们往选票上写字的时候。除非他们停止呼吸。

他甚至有点可怜他的竞选能对手了，语调缓慢地说:“老弟，现在咱俩之间还看不出个谁胜谁负，才念了十几张选票嘛，你的好光景在后边呢!”

葛玉明异常冷静，他对自己在施工队青年中的威信并不怀疑。但他同时也对自己可能在票数上被对手压倒，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理解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心理负担。他想，即使在这次事前并没有预料到的选举中，自己扮演的是悲惨的失败者角色，那也不足遗恨。他们会从他的勇气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施工队长也会从他的勇气中感到正义的抗衡力量存在。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比他轻而易举地获胜更主要的。

他想到这些，非常坦然，走到大铁炉子前捅火去了。他把火捅旺，加了几块煤。而这时，在他的名字下面也出现了两个“正”字，仅与施工队长一票之差了。此后，他俩的票数紧紧咬住，但葛玉明始终比施工队长少一票。施工队长的神态不那么从容了。

无论是两个竞选者，还是那两个监票和计票的青年都没有注意到，八九个人的选票还在他们自己手里攥着，包括葛全德的那张选票。

忽然，隔壁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没有一个人去接。电话铃不停地响。施工队长皱起了眉头，电话铃搅得他心烦。他大步走至工棚门口，推开门想到隔壁去接电话。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拿不定主意地站住了。他对监票和计票的青年怀有戒心。

电话铃就在这时停止了。施工队长刚从门口走回到黑板前，它又响了起来。葛全德站起身来向外面走去，他怕某施工单位联系工作。

五分钟以后，葛全德走进了工棚，他走到黑板前，用手势止住了监票的青年，低声说:“公安局长打来的电话!”他一下子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身上了，连葛玉明也惊愕地望着父亲。施工队长用手朝葛全德一指，迫不及待地问:“快讲，公安局长说什么?”

“他说他向我们施工队道歉!他从来没有介绍一个人到我们施工队来，更没有写什么介绍人的条子，是他的儿子冒充他的名义，他一定严厉对他的儿子进行教育。他还说他非常感谢我们施工队的同志及时写信。”葛全德是那么激动，他心中从昨夜到现在的千忧百虑都被驱散得一干二净!

施工队长僵住了。半天，他才恼羞成怒地吼起来:“是谁给公安局长写信拆我的台？是谁?!”

葛玉明平平淡淡地说:“你那么激动干吗?信是我写的。”

“你?!”施工队长凶神恶煞般地瞪着他，那副样子恨不得把他一口吃了。

葛全德不理睬施工队长的吼叫，继续说:“公安局长明天将亲自到我们施工队来向大家道歉，那两个家伙从我们施工队诈骗去的几个月工资将由他补还给我们，因为他教子不严，也有责任......”

工棚里一时鸦雀无声，异常肃静。葛玉明看着大家说:“继续选举吧?”“我这里还有一张选票没交。”“我的选票也没有交。”“还有我的。”

八九个人一下子同时走到黑板前，争先恐后地将选票往监票的青年手中塞。葛全德也张开了自己的手，他的那张选票攥在手心里。他用颤抖的手指展平了那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儿子的名字--葛玉明。

施工队长悄悄地、不被任何人注意地离开了工棚。

这天晚上，葛家父子下工后，葛玉明问父亲:“爸，你看我当队长能行吗?”葛全德站住，盯了儿子一会儿，说:“我看你能行!”儿子由衷地笑了，笑得很自信。

他想对儿子说几句教诲的话，但想了想，又觉得没什么必要。大儿子是能胜过自己的。他感到很欣慰。

灰扑扑的工棚、凹凸不平的光华街、掉了头的铁锹——这些粗粝的物象，映照着那些被生活反复打磨、却从未被压垮的普通人。他们不善言辞，但每一个沉默的背影都撑起了尊严的骨架。葛全德以近乎固执的方式恪守着自己的原则，葛玉明则沉稳地接过父辈手中的火炬，步履坚定。而那群在投票箱前同时递出选票的青年，没有豪言壮语，只在各自的坐标上，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人间的烟火气，不只来自灶台的温热，更源于灵魂深处那缕不灭的光。那些看似卑微的坚守，犹如暗夜中的星火，虽不耀眼，却足以在彼此凝望时，照亮前行的路。当葛全德欣慰于“大儿子能胜过自己”时，这份朴素至极的认可，既是对血脉延续的感怀，更是对生命价值最深沉、最本真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