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正在向我招手。如同俗话常说的“转眼间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年龄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如果，有谁面对自己的哥哥，会从心底里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谁已老了。并且，谁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这个“谁”，倘若是女人，那此刻她眼里，几乎会漫出泪来;而若是男人，即使表面不动声色，内心也往往百感交集。

男人也罢，女人也罢，这种情况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长，又往往早已是没了父母的人。即使这个人曾有多位兄长，那时大概也只剩对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个了。于是，同时觉得变成了老孤儿，便更加互生怜悯。老人有老孤儿的感觉，这一种忧伤是别人难以理解和无法安慰的，儿女的孝心只能减轻它，冲淡它，却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哥的人的一生里，心里是不大会经常冒出“兄长”二字的。“兄长”二字太过文化了，它一旦从人的心底里冒了出来，会使人觉得，所谓手足之情类似一种宗教情愫，于是几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样才能驱散忧伤......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那时我无比忧伤，如果附近有教堂，那么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后，是肯定会去祈祷一番的。我的祷词会很简单，也很直接:“主啊，请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长......”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这样的诉求而感到羞耻。

我的兄长大我六岁，今年已经六十八周岁了。从二十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当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我祈祷他起码再活十年，不病不瘫地再活十年。

我不奢望上苍赐他更长久的生命。因为照他现在的情况来看，那分明是不实际的乞求。我也祈祷上苍眷顾于我，使我再有十年的无病岁月。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他才能过上十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较自由的生活。对于一个四十八年中大部分岁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并且至今还被软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认为我的乞求毫不过分。如果有上帝、佛祖或者其他神明，我愿与诸神达成约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长离开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结束的话，那我也绝不后悔!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时，我大病了一场，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大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

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于是，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

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时间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着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一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约是因为觉得自己笨。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嘛，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

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还为我买了两块酥糖.....

“妈，你别批评我没经过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时都摔倒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经几顿没吃饭了，转眼间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

是的，我头脑中只不过就保留了对这么一件事的记忆。某些时候我试图回忆起更多几件类似的事，却从没回忆起过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内心里的恨意也就会逐渐地软化，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软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