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学的工作千头万绪。在费孝通所说的“五脏六腑”的工作中，包括创办杂志、建设社会学系、培育出版物和培养人才等方面，吴文藻本人以及他当年带领的学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漫长的岁月里坚守下来的学术共同体，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火种，也成了社会学重建的根基。

吴文藻积极参与了各种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工作。向有关部门提供建议，积极参与海外交流，出席各种会议，接受访谈，帮助各个学校开展课程建设，自己也在继续着学术阅读和研究，并且重新开始授课和带研究生。

1980年1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刘凤泰等人拜访吴文藻，“以了解解放前社会学系设置及解放后院系调整以来社会学人员拆散情况”，吴文藻和他们畅谈到下午5点才结束。对于重建中国社会学，吴文藻愿意积极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除了学术研究和课程建设之外，学科建设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培养青年一代的师资力量。2月9日，在民族学院的春节茶话会上，吴文藻的发言也主要集中在“培养中青年师资，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到了年底，吴文藻在学院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要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扩大招生名额”。

这一年，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月，社科院社会学所成立，费孝通任所长，王康任副所长。5月，社会学所在北京主办了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40名学员来到地处西直门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参加为期两月有余的学习。”讲习班5月26日正式开班，吴青也参加了。5月28日，吴文藻和吴泽霖、杨堃三人同车，前往讲习班，分别讲了各自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当天晚上，吴青回家吃晚饭，告诉爸爸，进修学员对课程的反馈很好。吴文藻的讲座主题是中国北方的社会学历史。讲座后，吴文藻花了很多天时间，认真修改了自己的讲稿，交给费孝通留存备用。这篇讲稿后来以《北方社会学发展杂忆》为题，发表在《社会》1981年的创刊号上。

此后，吴文藻还花了大量时间，认真听了讲习班其他人的课程录音并做了笔记;阅读了费孝通写的一系列文章和讲稿，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一时期，他还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推荐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为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社会学辞典》等事宜。

1979年孙本文、1980年底顾颉刚相继离世。老友们的纷纷故去，让吴文藻愈发感到时间的宝贵。1981年的1月23日，吴文藻前往北京国际俱乐部参加了悼念顾颉刚的学术报告会。回家后，他接连几天都难以睡好。26日早晨，他“一口气”看完了关于顾颉刚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的报告。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一无成就，深感愧憾”，并因此要求自己“必须克服由衰老而引起的惰性”。

1981年4月7日，吴文藻参加了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接受了该学术委员会的“特邀委员”聘书，讨论了两个主要议题。第一个是庆祝民族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出版论文集刊的事情，需要审阅评选出几篇优秀论文。第二个是设立民族学与社会学系，需要从本科开始进行专业教育。在民族学学科发展方面，吴文藻主张民族学教学应分为中国民族志和世界民族志两部分。在国内，应重点开展农村研究，同时也不应忽视对世界民族志的研究，其中包括实地研究。当天下午，吴文藻回到家后激动不已，没有休息，接着汇总前几天参加编写《社会学概论(试讲本)》讨论会的讨论结果。

1981年6月，吴文藻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7月1日，他收到了编号为第60号的聘书。此后几年里，哪怕是在身体欠佳、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参加了评议组相关的会议和评选活动，尽职尽责。

8月18日，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成立，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此前的几个月里，雷洁琼、费孝通、林耀华和吴文藻等人已经就学会的筹备及成立大会的举办做了多次讨论和充分准备。吴文藻推荐陈永龄担任副会长。大会先由雷洁琼介绍筹备经过，随后通过学会章程，宣读了学会人选的初步意见。吴文藻当选为学会顾问，并作了即席发言。

11月17日，吴文藻被聘为民族学院顾问。吴文藻并没有虚担这个名号。他在不久之后就向民族研究所提出了在教学中实行“导师制”的建议。这段时间里，吴文藻正在应《晋阳学刊》之约写作自传。他发现，自己还是更加偏向通才教育，认为过于专业化的教育“太窄狭，从长远看效果不好。”吴文藻特地将这一观点写进自传，以示重视。

1982年3月17日，吴文藻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顾问，同时担任词目撰稿人和审稿人，此后又做了许多撰稿和审阅工作。6月底，吴文藻同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生导师。7月，吴文藻还兴致勃勃地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计划前往香港参加学术活动，并为此准备稿件，后因11月冰心在家中摔倒并住院治疗，此事作罢。8月，第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召开。吴文藻热切地搜寻一切可能获取的信息，阅读国内翻译的各论坛简介和论文摘要，尤其关注社会学理论和科学社会学的部分，希望能够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找到新思路。

1979年6月15日，是吴文藻与冰心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这一天恰好与人大、政协会议时间冲突。两年前，在李汝祺和江先群的金婚庆祝仪式上，吴文藻与冰心都表示要努力健康地生活，争取能举办自己的五十周年金婚仪式。可真到了这一天，由于两人都要参加会议，仪式无法举行。吴文藻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金婚庆祝仪式推迟，并且已发出邀请。不过，这个仪式的具体时间始终没有确定，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10月5日这天，吴文藻早晨到费孝通家，送他上了前往机场的车——费孝通要飞往加拿大。冰心上午去参加政协常委会会议，开了一整天。吴文藻在家阅读学生的论文、撰写评语，之后又在家接受了《光明日报》的采访，谈论社会学相关问题，直到中午才结束。下午，吴文藻前往学部会议室参加学术委员会的会议，评选优秀论文奖。会议一直开到五点半，讨论了20篇论文。晚上回到家，吴文藻已疲惫不堪，竟然完全忘记了这一天是冰心79岁的生日!

第二天一早，生日被遗忘的冰心起床后心情就不太好。可吴文藻依然没有想起昨天冰心的生日，又忙碌了一整天，晚上在日记里写道:“莹情绪不好，我受些影响。她太累了，我应更加体贴她。”直到10月7日早晨，吴文藻才突然想起这件事，于是在忙碌的这天中午，为冰心补过了生日。

这些繁重的工作只是吴文藻参与社会学重建最直接的部分。进入80年代，他还积极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