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大约于公元前470年出生于雅典，是雕刻师与接生婆之子。据说他曾从事雕塑的职业，且技艺颇高，后世哲学家中似乎只有斯宾诺莎与之相近。他充分利用了雅典当时作为“全希腊学校”的文化地位，广泛听取各种讲学，他的哲学见地与辩论技艺皆受益于雅典的整体文化氛围。

作为雅典公民，他参加了三次战役。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深度介入政治的兴趣，短暂担任公职只是在履行雅典民主制下的一般公民义务。苏格拉底无疑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他身边聚集着为数众多的出身贵族却不满于传统价值观的青年，他们往往也是智者派的追随者。

在于公元前423年首次上演的喜剧《云》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呈现出典型的智者派特征，他以诡辩术蛊惑求知者，最后被悔悟的学生所痛打，所住的“思想所”被烧毁。阿里斯托芬以特有的敏感，预见了苏格拉底的命运，并以一种极尖锐辛辣却非恶意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讽谏。

苏格拉底亲自观看了这一戏剧演出，感受到了这种特殊的提醒。此后他做出了某些调整，但被预见的命运依然发生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告上法庭，伴之以“不信城邦诸神，引入新的神灵，败坏青年”的指控，他为自己辩护，在自我议罪环节他提议的极轻惩罚被认为是公然藐视法庭，从而激起由大众构成的评审团的愤怒，于是被判处死刑。在经历多日的囚禁后，拒绝越狱的苏格拉底在朋友的陪伴与见证下，从容喝下毒酒死去。这一事件被记载于柏拉图的《申辩篇》《克力同篇》《斐多篇》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回忆苏格拉底》。

哲人因触怒民众而获罪致死这一情景，成为哲学家整体命运的某种象征。但对此的强调常让人忽略这一点——若站在传统城邦价值的立场，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并非无据:尽管苏格拉底并未在言语中否定诸神，且表达出相当的虔诚意味，但他所言的神性存在确实不同于公众所信仰想象者，在此意义上，他引入了新神;他教导青年去质疑习以为常的概念，从而动摇了城邦传统价值的根基，在此意义上，他败坏了青年。

即便柏拉图与色诺芬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且对他深表同情，他们各自笔下的苏格拉底也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气质与追求:色诺芬试图证明，苏格拉底是一个全然符合雅典传统价值的善好公民，对他的指控全是污蔑;柏拉图则在《申辩篇》中通过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雅典城邦的牛虻，表达了哲人与城邦的紧张关系，《斐多篇》更是借苏格拉底对灵魂不灭的论证，表明哲人赴死不是对城邦的屈从，而是出于自我意愿的选择。柏拉图事实上并未否认对苏格拉底的指控，而是认为:城邦的法律不足以审判哲人，真正的哲人应当是城邦的王者与立法者，不是城邦中的大众。

讨论作为历史人物的苏格拉底，色诺芬的作品有着相当的重要性;但哲学史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则主要由柏拉图的作品所决定。亚里士多德作品中提到的苏格拉底，很大程度上即是基于柏拉图式的描绘。

苏格拉底的哲学倾向往往被描绘为“伦理性的”，其主要贡献则被说成把哲学的主要关怀从自然转到伦理与人世现实。这种叙事是颇有影响也是颇为片面的。事实上，智者派已经大量涉及伦理与人世现实问题，对此类问题，智者派表现出与苏格拉底相同乃至更高的关注。如果说新的哲学只是意味着这种转向，那么在智者派那里就已经实现了转向。

苏格拉底，或更确切地说，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的真正卓异之处，在于用一种新颖而统一的方式讨论自然与伦理，从而实现对于此前各种哲学思想的继承、批判、深化、升华。以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史划时代之标志，事实上表达的是柏拉图的集大成者地位。

柏拉图无疑是苏格拉底学生中最具影响力者，不但超越了苏格拉底本人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乃至人类精神史上的地位。他于公元前427年出生于雅典，是阿里斯通与帕里克提俄涅之子。他母亲的叔父克里底亚，是雅典三十僭主之一，又同时是高尔吉亚与苏格拉底的学生，并留下了颇为深刻的体现晚期智者派思辨风格的残篇《西绪弗斯》。

克里底亚是柏拉图对话中的常客，并得到温情的对待。他在对话中的出现，构成柏拉图哲学与智者派关系的某种隐喻。柏拉图在家族中的本名是阿里斯托克勒斯，他年轻时写过悲剧和颂诗，并渴望从事政治。在较长的一个阶段里，他的政治热情与哲学思辨是并存的，直到第三次西西里之行的彻底失败打击了他的政治热情。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西北郊建立了学园，它被称作阿卡第米亚。学园虽非雅典最早的学校，却延续了超过800年，中间曾被废弃，后由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原址重建，对于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可视作后世高等学府的原型。亚里士多德便有在学园生活的经历。

哲学上，苏格拉底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绝非唯一。他首先就学于赫拉克利特派克拉底鲁，并对埃利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过专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在表述柏拉图学说时，特别强调了柏拉图在年轻时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晚年依然持有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