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段内容）

城墙、宫殿、王陵、乐器、观象台、大型仓储区……陶寺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座各项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遗址，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可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天文台。这座天文台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早期天文学和文明起源意义非凡。

搜索史前失落的世界，往往要沿着水源探寻。

汾河，黄河最大的支流，从太行山、吕梁山间流出，在注入黄河前冲出了一个临汾盆地。

这片被水润泽的千里沃野，气候温暖，资源丰富，汾河岸边的丁村遗址，早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生活。洪洞县往南50千米处，有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陶寺。

从1978年开始，考古学家就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翻开厚厚的黄土，考古学家努力寻找着华夏文明最初的模样。陶寺遗址的面积太大了，将近3平方千米，这个规模的遗址，按当时的挖掘能力计算，即使40年也挖不完。

在宫城遗址挖掘中，一项新的考古发现，将这座城市的身份提升至新高度。

在宫城遗址发现了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形制非常特别，除了主门道以外两侧还有两个带靴形的墩台，称为阙。

阙是中国古代设置在宫殿、城垣、祠庙大门两侧的高层建筑物，也叫阙门，目前学界通常认为阙门起源于周代，历经汉唐，一直延续至明清。

陶寺遗址的“阙楼”从宫城东南门的南城墙上延伸出来，呈现出“L”形状。这种结构复杂、形制特殊的门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阙楼式门址。

陶寺观象台由13根高达5米的石柱和一个圆形观测台组成。站在观象台向东看，人们会看见一座隐约的山脉——塔儿山，那里是太阳初升的地方。

山脊、石柱、观测台，4000多年前的陶寺人，又是如何将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物体组合到一起的呢?

13根柱子组成了12道缝隙。面向塔儿山，站在观测点上，透过观测柱，太阳升起切过塔儿山的山脊，当阳光穿过观测柱的缝隙投射在观测点上时，就说明一个节气的来到。

观测柱、观测点、塔儿山，构成了这个宏伟的观象系统，每一道缝隙对应着一个节气，观象台12道柱缝对应着20个节气。通过最初整整2年的观测，考古人员记录了20个节气的具体时间，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已知的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的最高水平。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依时令而行，这大概是中国人最不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一种生活习惯了。成熟于汉代的二十四节气从最初的指导农业生产，逐渐融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滋生出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哲学。

6000多年前，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创造了太阳历。

4000多年前，陶寺人在晋南盆地筑起观象台，完成了从观察太阳到利用天象指导农业、规划农时的飞越。

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这样，过程按部就班，重要节点却又出人意料。

在历法的指导下,陶寺人日出而作，春播冬藏，人工种植的小米是他们的主要粮食。不仅如此，考古学家的另外一个发现，更加证明了陶寺农业的发达。

在陶寺发现的粮仓，它的形状像个锅，直径有5米左右，这样规模的粮仓考古学家发现有四五个，还有很多比这个小的。

在陶寺遗址西南方位，10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密密麻麻的粮仓一个连着一个，最大的直径可达10米。这样规模的粮仓，在同时期黄河流域的史前遗址中独一无二。

粮食的增多、粮仓的出现，真正意义上代表着古人由采集农业社会进入农耕农业社会，粮食储存保证了人口增长，使得更多人可以从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劳动，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形成。而陶寺大粮仓的发现，则进一步说明4000多年前，这一地区农业的领先。

我们有理由相信，陶寺古人能取得如此出众的农业成果，这和古人通过观象划分节气、指导农事不无关系。

除了大量人工种植的粮食被发现，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还做了动物食性研究，同样为陶寺发达的农耕文明提供了有力证据。

在陶寺遗址,出土了一块猪下颌骨，考古学家从这个样本中切下一小块，进行动物食性分析。

考古学家通过食性同位素分析，发现当时的猪以粟为主要食物，为什么通过这一点可以得出猪是人工饲养的呢?因为小米只有3—4个月的成长季，如果不是人为种植、收割、投喂的话，每年猪只能吃数个月的小米，它的骨骼同位素值不会显著升高，由此推断那时候的猪是人工饲养的。

饲养家畜，是农耕文明的标志之一，因为家畜的饲养，有赖于粮食的充足和稳定。这一切归根到底，都需要当时的人们掌握历法、顺时劳作，因此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观象台，有助于当时的农业生产。

观象授时，注定成为4300年前陶寺人的一次时代选择。

农历二月二，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的龙抬头日。每年这一天，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村民都会献上一场惊险的舞狮表演。

天塔狮舞，是流行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的民间社火节目，在中国传统舞狮表演中独树一帜。这一舞蹈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艺术风格与众不同，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舞蹈类项目。

几十条板凳叠到十几层高，村民在上面跳舞，这可是陶寺村人特有的绝活。这一舞蹈体现了北国狮舞的粗犷、豪放、雄壮，惊、险、奇、绝、美……整个表演扣人心弦。

天塔狮舞的表演过程大体如下:随着打击乐的响起，花开两支，一是在舞狮人的引领下，狮子奔场亮相，先来个热身。狮子们摇头、摆尾、转睛、动耳,一会儿蹲、立、奔，一会儿翻滚、搔痒、抢球、踩球。与此同时，几分钟内于平地间，搭起一座29条板凳叠成的9米塔台。在急促的鼓点声中，飒爽英姿的领狮人，健步走向高耸的天塔，吸气定位,飞速地在塔内旋转攀爬，仅用7秒钟的时间即攀上9米高的塔顶。

土鼓是给天塔狮舞配曲的最佳乐器。几只舞狮想要登上29条板凳临时搭起的9米高的塔台，就必须听从鼓乐的指挥。

鼓声浑厚，节奏明确今天人们多将鼓用于歌舞娱乐，但是在中国古代，它却是行军打仗和礼仪祭祀中必不可少的乐器。

而十分有趣的是，早在4000多年前，鼓这种乐器就已经出现在陶寺。考古学家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正是在陶寺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先声。

迄今为止，陶寺遗址出土鼓乐器达13件，而且可以敲打出多种音节。

此外，陶寺人还用石头打磨出了磬，音色清亮，后来逐渐发展为中国宫廷舞乐中常用的编磬。

有考古学家认为，正是这些乐器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古国奏响了华夏文明的先声，证明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礼乐制度在此萌发。祭祀影响夏商周的礼乐文明，是从陶寺开始形成。

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再到秦汉以后甚至近代的中国，因为基层的血缘家族具有重要的地位，礼乐文化一直伴随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西陶寺出土的特磬，是由巨石制成，上有孔，可悬挂敲击。后来在殷墟乃至东周出现的特磬和陶寺的特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与成熟的商周礼乐器不同，陶寺出土的礼乐器还处于雏形阶段，除了铜铃、玉石，大部分属于陶礼器，但这些陶礼器，如土鼓、特磬、簋、鬲的形制和后世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中国人视死如生，生前的生活往往会被带入死后的墓葬。

自陶寺遗址发掘以来，考古学家共发现了1300多座陶寺时代的墓葬，通过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考古学家对这1300多位陶寺先民的身份地位进行了划分。

从墓葬分析，首先有王权的存在。墓葬里有宫城，就是王死后的居所。陶寺宫城基本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结构严谨，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

在中国古代，宫城是王权的象征，相当于北京明清时代的紫禁城。而一群使用陶鬲的人将房子建在了毁坏的宫城里，他们会不会就是摧毁陶寺古国政权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