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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书籍”的时候，我们多半认为自己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书籍包含一些字句、一个书封和一个书脊，有时也包含一些图版，如果是参考书的话，多半还包括一份目录，外加一堆索引。我们本能地认为书籍都是印出来的。而且我们知道，书籍遍布整个世界，一般说来有人阅读。稍微想想我们家里的书籍，或者是某座堂皇古建筑里那些塞满书架的物事，我们还会意识到，没人阅读的书也很多。不管读没读过，也不管读过多少次，书籍总归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生活资料，往往还具备令人感到宽慰或愧悔的效力。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阅读特定的书籍，完全可能产生改变人生、启迪思维、骇人心目或予人开解的效果。但你若追问书籍到底是什么，心中浮现的通常是一个物质化的形象。作为知识、教益和消遣的载体，书籍的物质形态一方面十分易于辨识，一方面又各具文化特色。

书籍存在于书本之前，换句话说，世界上早就有许多传播书面文字的物品和方式，那时候，装订成册的纸张尚未风靡世界，成为长期储存并传播书写文本的默认便携媒介。但在界定种种相关术语之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定义太狭窄的话，难免会形成一种虚假的“原始书”（proto-book）概念，把它强加给无从预见书本发明的往古时代；定义太宽泛的话，又有可能走得太远，以至于涉入一些不甚切题的历史研究，把研究对象偷换成文字、社会、文化，甚至是各种可“阅读”且可提供意义和抚慰的物品和景象。

书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便于携带的，虽然有些书籍笨重得难以搬运，还有些书籍被锁在了图书馆的架子上，就这样打发它们在整个的工作生涯。书籍又都是耐久的，可保多年不坏，需要时还可长途运输。由此可见，展示的题铭不能算是书籍，无论其具体形式是可在墙上的正式公告，还是粗制滥造的涂鸦。而陶片、信函、收据之类的一次性物事，同样不符合书籍的定义，话又说回来，如果把这些东西拢到一处，连在一起，再加上某种具有保护作用的装订或封皮，说不定也能使它们变成书籍。书籍有一个基本功能，亦即借由形式化的标注（或说是广义的书面文字）传播信息、观念和语言。如此说来，我们应该把某种带有题铭的物品排除在外，因为它们虽然碰巧便于携带，基本功能却与书籍不同，扮演的是容器、雕像、标签之类的角色。书籍的内容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累积，但应该始终可供复制（除非遭到人为的销毁或删削）：书籍必须同时具备可识读性和可复制性，哪怕后代的读者无法破译，或者是觉得他们晦涩难懂。

东亚地区发明了令人惊叹的各种书籍生产技术，对全球书籍文化贡献良多。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东亚地区最古老的文本生产及复制方式也是制作抄本，或者说手抄复本。即便是在印刷术业已勃兴之后，中国、朝鲜和日本依然维系着备受珍视的手写出版传统，延续的时间至少贯穿了整个现代早期。不过，7世纪至13世纪之间，这些国家确实创造了几种印刷技术，其中包括雕版印刷，以及陶制、木制和金属制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术问世之后，先是促成了中古中国的出版繁荣，又在现代早期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书籍生产的主流方式。中国既然是前现代东亚地区的引领性文化力量，中国的出版及书籍文化自然对朝鲜和日本（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越南）的书籍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迄现在为止一直占据东亚书业首要地位雕版印刷术，最初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朝鲜和日本很早就采用文言文作为公文及高雅文化的语言载体，还将中文经典，亦即得到儒家认可的古代文本集合体，认定为伦理和政治智慧的源泉，并且将中文文学作品敬奉为写作的样板。职是之故，东亚地区在很早的年代便拥有了一中相对统一的文本生产语言。文言文作为这个地区的通行语言，中文典籍也成为中古东亚书籍文化的核心。

11世纪至14世纪之间，东亚各地的印刷技术均有进展，人们围绕活字印刷展开了许多实验。11世纪，毕昇（约990—1051年）发明了一种使用陶泥活字的印刷方式。他的方法虽然从未得到广泛采用，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活字”这个概念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经历过早期的一些失败尝试之后，木活字印刷技术与13世纪末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地方官员王祯（1271—1333年）用这种方式印制了一部约6万字的地方志（《旌德县志》）。尽管如此，活字印刷始终没能成为中国书业的主流。由于汉字数以万计。需要制作的字模实在是太过众多，从经济角度来说，活字印刷根本不是一个划算的选择。木活字，以及后来出现的金属活字，使用仅限于所需字模很少的文字，以及得到富商或政府赞助的文本。

尽管如此，1450年至1650年之间，印本和抄本书籍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还是日渐深入、日渐多元，只不过书籍影响的扩大受制于印刷及出版史当中的种种无常变故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这三个世纪之中，技术和产能的限制反衬出市场对两类产品的需求逐步增长，一类是大宗长销印本，比如《圣经》、祈祷书、圣咏经、历书、宗教及世俗启蒙教材、地摊小书、民谣歌本和占卜书籍，另一类是尚在演变的新型印本，比如法律、地理、航海、军事等世俗学科指南及参考书籍，以及早期的新闻书（newsbook，报纸的前身）。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跨越式的变化，根由是阻碍出版商开拓市场的一些道路遭到拆除，尤为重要的因素是西欧和中欧国家在17世纪50年代之后内战减少，另一个因素则是17世纪70年代以降的交通革新。

由于印刷时代的到来，欧洲的书籍不再是精英阶层的奢侈物件，变身为一种形制多样的流行商品，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书籍此时经历的长途旅行，或许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因为早在15世纪，抄本的流布就达到了格外广远的程度。至迟是在两个世纪之前，大批的手抄书籍已经开始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之中水陆兼程，主要目的地则是各个中心城市、宗教中心及高等教育中心。

真正让人惊奇的是，印本不光是迅速地覆盖了地图的各个角落，而且迅速地渗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广泛传播之所以成为可能，有赖于生产、贸易及交通领域的种种新技术和新举措。书业的商业化转变一方面是在响应技术层面、商业层面、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各种新机会，一方面也是在响应不断变化的民众收入状况，以及不断增长、不断变化的社会识字水平。不过，书业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匀速前行的过程，其间既有挫折和困境，也有爆发式的增长和波澜不惊的逐步推进。

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石版印刷，全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南亚地区的书籍生产。由目前掌握的证据可知，雕版印刷曾是中国西藏地区和尼泊尔的书籍生产方法，但却不曾行于喜马拉雅南边的南亚本土，虽然说印度人理应知晓这种技术。中国及中亚信众前往印度朝圣之时，身边必定携有雕版印刷的文本；在中国口岸从事贸易的印度商人，想必也曾目睹镌雕印版的过程。按照一些人的解释，印度之所以没有接纳雕版印刷，原因也许是印度教认为印刷技术是一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歪门邪道，由此采取了主动“抵制”的立场。话又说回来，印度教徒的选择很可能只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反应，根源不过是对印刷技术不感兴趣而已，因为他们的文本需求，业已借由口头传播、表演和广泛流布的抄本得到有效满足。造访中亚和中国印度佛教经师，没法随身携带大量的抄本，因为他们凭记忆讲经说法，千百年间一贯如是。记忆术历来在南亚地区备受尊崇，至今仍是一些文化传统的核心要素，比如说藏区的僧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