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最大的仇恨，莫过于杀父之仇。按照最自然的情感，杀父的仇人必须被杀死，无法被原谅。但是，孝子眼中的“杀父”，在国法之中不过是“杀人”。而“杀”罪有六种以上犯罪形态，并不都是死刑；即便死刑，也可能遇到赦免。如果国法一定程度原谅了“杀人”行为，那么孝子可否追杀仇人？如果追杀，是否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这就是所谓“复仇”难题。

令人困惑的是,《唐律疏议》作为立法水准高超的法典，并没有给出解答。但是，这绝不代表《唐律》的立法者没有考虑到“复仇”的存在。《唐律》第二百六十条：“祖父母、父母和丈夫如果被人杀害，严禁私下和解。”第二百六十五条：“凡是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如果遇到赦免，而被害人家尚有近亲属的，应当由国家安排转移到距离被害人家乡千里之外，另行安置居住，以逃避仇杀。”从这两个法条不难推断：第一，立法者完全知晓“复仇”的存在；第二，立法者并不否定“复仇”的正当性，否则就不必煞费苦心安排仇家躲避被害人子孙的追杀，只要禁止复仇就可以了；第三，立法者并不支持“复仇”的正当性，因为整部《唐律》没有一个律条将“复仇”列为可以减免的情节。

那么，立法者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当唐代的法官和律学家们很快遭遇到现实的复仇案件，他们查明以上律条，很快解读出了立法意图：如果立法严禁复仇，就伤孝子之心，违反人伦；如果立法允许复仇，就一定会有人借法杀人。立法者清晰地认识到：并非一切问题都能由立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有些难题不妨留给司法，针对具体的个案“造狱”，个别地裁决。从此之后，一直到本朝，“复仇”的难题都是这样解决的。

众所周知，天地间的至理，一般称作“道”。“道”无所不在，充盈天地之间；“道”无形无相，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道”随时随地在变化，无法被完全提炼和概括，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述。语言文字一旦表述“道”，就会立刻遗漏掉其无法表述、不可言议的部分。

依照“道”，每一个案件都是独特的，应当被独特地裁决。据说在大更化之前法律尚未出现的远古时代，人们正是这样做的。打个比方：甲盗窃一万个铜币，乙盗窃一万零一个铜币。假如甲应当判处一年徒刑，那么乙应当获得的最适宜的刑罚应当是一又万分之一年徒刑。但是，法律不可能这样细致入微，不可能绝对地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地裁判，否则就等于取消法律。法律的特性是稳定。所以，人们即便不能完全地概括“道”本身，也应当努力将“道”中相对稳定的一部分提炼出来，这就是“经”。“经”是“常”的意思，是“道”的常态形象。

“经”的载体包括经典、礼仪、先例、法理……“权”则没有载体。“经”中最刚性、最稳定的一部分，就是“法”，载体是《律》。至于“经”都无法裁决的反常案件，应当由皇帝用“权道”加以裁决，这就叫“人主权断”。

“权”是“道”除“经”外，剩余的变化不居、不可捉摸的部分。“权”的本义是计重用的秤砣与砝码。秤砣依据称量物的轻重，变动位置；砝码依据称量物的轻重，锱铢必较。所以，“权”是衡量、变动的意思，是“道”的变态形象。《春秋公羊传》对“权”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权”，就是违反了‘经’的规定，却产生了符合‘道’的良好结果。”

以上，我解明了本朝全部司法程序的法意。简单概括一下：法司审判用“法”裁决一般案件，大臣集议用“经”裁决疑难案件，君主用“权”裁决反常案件。本案显然属于法司审判与大臣集议都难以裁决的反常案件，不但案情之离奇为数千年来所仅见，并且前面几位大人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无从裁决。所以，本案已经脱离了“法”与“经”能够起作用的范围。我们应当迅速结束徒劳无功的集议，将本案交由皇帝，进行最高层次的“权断”。